建设部官员在去年底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截至2006年底，全国城镇人口人均住房面积为27平方米（户籍人口），但实际上“相当数量的家庭的人均建筑面积远远低于27平方米”，“至少在全国城市低收入家庭当中有1000万户的人均居住面积还不足10平方米”。
这个简单的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栖身斗室，甚至几代同堂；至于大量进入城市生活多年但没有取得户籍的打工群体，只能租住在城中村的农民房，购买属于自己的房产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一方面是尴尬的居住窘境，另一方面，尹先生居然认为“房地产业本来就是个金钱游戏”，实在有点“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感觉。无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地产业具有资本运作的功能，自然也会成为一部分人的投资对象，但绝不是“金钱的游戏”。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之一，房地产业存在的价值，首先是为了解决人的居住，在此基础上，才是保值、增值等投资问题。
在发达国家，国民的收入呈现富人和穷人只占少数、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状态，同时，公共财政用于二次分配的能力很强，高福利政策庇护了大部分低收入人群，即使一辈子买不起房产，也可以租住在政府提供的租金低廉的公屋。
相比之下，工业化和城市化刚刚起步的中国，国民收入处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状态，除了一小部分位居金字塔顶端的高收入者外，中产阶级尚未形成，低收入者占据绝大多数，公共财政所能提供的福利十分有限。但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京、沪、穗、深为代表的大城市，房价一路狂飙。数据显示，深圳市2004年房价与居民收入之比为6.52倍，2006年飙升至15.76倍，2007年则达到20倍以上；上海、北京市中心区的房价与居民收入比甚至达到了30倍和50倍以上，而发达国家仅为4至8倍。
由于房价大大超出了普通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买不起房就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进而造成商品房销售大滑坡，价格下降的局面。应当说，这是市场经济作用下价格杠杆的必然结果，本在预料之中，何来“救市”之说？所谓的“救市”，必然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调整，这种调整必须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维持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同时，让更多的人能够买得起房子。或者说，政府通过降低税收和地价等适度牺牲公共利益的手段，减少房地产开发成本，降低房价，其受益的应该是购房者，而不是继续维持高房价，让开发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房地产与民生息息相关，绝非“金钱游戏”。因此，房产降价，就是非理性向理性回归的市场调节的结果，不值得大惊小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