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之后，我们似乎越来越接近房地产市场的真相。北京大学的赖伟民教授实地调研发现，一些民企不惜亏本营造“机器在转、工人在忙”的假象，只为能从银行拿到贷款去炒楼。对此，赖教授表示，要让资金有效撤离楼市，还必须为它创造健康的投资渠道，特别是要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变堵为疏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如果一个行业存在超额利润，必然会随着进入者的增加而回归到平均水平。然而，我国楼市进入者不断却历经了十余年黄金期而不衰败，这一现象与经济学周期理论严重背离。与此同时，其他实体行业的创富机会却越来越少，被诸多资本所摒弃。由此，亟待推行体制性的变革，否则难以扭转我国产业发展的畸形局面，房地产市场调控即便能够在短期内打压房价，但仍难免会转跌为升、甚至是报复性地上涨，最终再次让调控当局的信任度受到伤害。
楼市飙涨态势延续至今，游资投机炒作成为业界诟病的众矢之的。但应当看到的是，民间资本汇聚楼市也是其资本逐利本性使然。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盈利机会较多而竞争却不足，民营资本能够通过辛劳付出获得原始积累。然而，在市场经济发展了30余年后，民营资本获利能力已大不如从前，且资本扩容屡屡遭遇融资困难的阻挠，规模偏小的一大顽疾便是抗风险能力偏弱。此前，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让大批出口型民营企业陷入困顿。以民营资本发达的温州为例，由于国际需求下降、行业产能过剩、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原因，2009年前9个月该地区规模以上企业有665家亏损，亏损数量同比增长56.5%。但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接踵而至的山西煤改事件，又让大批依附煤矿攫取利益的游资被剥离出来。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调查，煤改政策所带来的资产评估损失、停工停产损失以及机会成本与社会就业的损失，让温州投资省外煤矿的500亿元民间资金损失150亿元左右。其结果是，楼市再度成为它们中绝大多数的投资选择。
事实上，民资掘金楼市与国内投资渠道狭窄关系密切。一方面，金融、能源、公用事业在内的行业虽然利润率较高，但行政准入门槛高企，且大都为国有资本垄断。广大民资只能在“玻璃门外”兴叹。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尚不十分成熟，股市投资风险偏高，而国债等债券的收益率又偏低，刚刚推出的股指期货也将多数投资者屏蔽在外。客观形势捆缚了民资的手脚，从传统行业游离出来的资金纷纷选择楼市驻脚。一旦这一选择成为共识，楼市投机心态便无限膨胀起来。因为投资客关心的只是买卖价差而非房价的绝对水平，只要有后进之人源源不断地接盘，楼市投机就有利可图，是为民间资本热衷于楼市的关键所在。
可见，只有淡化楼市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培育更多的投资替代领域，才能够对房价非理性上涨起到釜底抽薪之效。不可否认，当前对部分地区可停三套房贷款、对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房贷、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等调控利器，的确对投机行为产生震慑。但只要资本流动渠道狭窄的局面不破，“困兽犹斗”的民资依然会觊觎楼市，各种钻营政策漏洞之举便会暗潮涌动。届时，民间资本将又一次站在民众利益的对立面，甚至因此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运行。
这样的利益对立其实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的悲哀。此前数次楼市调控的失效经验表明，只有采取体制性变革才能够保证房地产市场的长治久安，而疏导民间资本去向则成为其中的关键之一。这样的体制变革，其重要性甚至不亚于完善社会保障职能和收入分配的体制改革，或者可以说这三者本身就是联系在一起的联动性话题。
目前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收入分配等经济体制改革的要义是由效率回归公平。从改革的直接目标来看的确如此，但这一观点却忽视了体制改革的实质。效率回归公平是必要的路径，但是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经济增长更加有效率。直白地说，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把蛋糕做得更大，而不仅仅是重新分割既有的蛋糕。消费与投资两者同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之源，不可偏废，前者拉动需求，后者则创造需求。就此而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立足于在消费领域增加居民收入，而完善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引导民间资本理性退出房地产业，则是在投资领域增加企业创新活力。换言之，当下的房地产市场调控绝不等同于钢铁、煤炭等具体工业产业调控，而是要从经济体制改革优化的深度把握，借此来推动解决经济增长的瓶颈问题。否则，不仅房地产市场难以回归正途、房价难免报复性反弹，中国经济体制的优化转型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