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税的推出动机应该是助力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的居住需求，既不能过度打压开发商和市场的情绪，也不能给消费者带来过重的经济负担。
3月5日至15日，在短短11天里，官方已6次提及房地产税。近日，《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郭玮在国务院新闻办吹风会上表示，房地产税立法有关部门已经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税收的职能通常有三个：财政职能、经济调节、监督职能。房地产税作为一项财产性税种，经济调节职能更符合房地产税的定位。关于房地产税征收问题，民众的担心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征收房地税能否在一定程度上调控房价；二是征收房地产税会不会增加普通居民的税收负担。
首先，房地产税收能否调节房价？从理论上讲，征税可以通过影响供求关系，最终实现调节价格的目的。根据消费选择理论和替代效应，房地产税的征收增加了当期消费或该种商品消费的机会成本，因此在替代效应的影响下，消费者会减少当期需求，在供求关系的共同作用下降低当期的市场价格。
但从沪、渝房产税试点的实践看，房地产税在沪、渝两地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效应。重庆房价在实施房地产税改革后，增长率出现整体性下滑。但上海的房价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
这里需要指出两点：一、实施房地产税的实践表明，其政策效果受市场环境的影响，在制定具体税收实施政策上，需“因地制宜”，精细化制订税收政策。二、作为财产性税收，调控房价是否应作为房地产税的职能定位，值得商榷。
其次，房地产税会否增加普通居民的税收负担？房地产税作为财产税，课税对象为产权所有者，从理论上来说，购房者即是税负承担者。但考虑到税收的公平性原则，对于此类具有生存权利性质的财产征税，应该采取“轻课税”或“不课税”的原则。从这个角度出发，考虑到首套免税、人均扣减面积之外，累进与退税的方式是满足财富再分配的最优选择。
但是，税收的全民性也表明，不论采取何种课税方式，都会某种程度增加居民负担。虽然在现实征收过程中，税负可能会部分转嫁给开发商，即税负由厂商和消费者共同承担，但消费者的需求价格并非完全弹性，这就决定了普通居民在征税问题上并没有“豁免权”。
既然房地产税对房价的调节作用有待商榷，那么在居民高杠杆购房的基础上征税，其结果也只能是加大居民购房的杠杆率。
一直以来，房地产投资与投机是房价上涨和房地产领域暗藏金融风险的主要诱因，不论是之前的宏观调控，还是此次的房地产征税，事实上都有“挤压投资需求”的目的。但事实上，我国房地产税收体制一直存在“重流转、轻持有”的问题，使得投资者或投机者既可以通过保有房产减少损失，又可以脱手房产来转嫁成本。这样的税收倾向，无法从根本上盘活市场存量，有效地解决住房刚性需求。
试点房地产税，若想达到“扶贫”和盘活存量的目的，就需要“广开言路”。除了需要研究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还要力求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存权，同时挤出投资与投机的需求，真正盘活存量，以促进住房市场的健康发展。
笔者认为，征收房地产税的核心仍是“公平”问题，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累进和退税税制，是保障房地产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心环节。由于不同地区的市场环境存在很大差别，中央在给地方政府下放“因地制宜”权力的同时，也需注重权责的统一，避免地方政府“以权谋私”。
房地产税的推出动机应该是助力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的居住需求，既不能过度打压开发商和市场的情绪，也不能给消费者带来过重的经济负担，这个火候和度的把握还需决策者仔细斟酌。
